【1月21日晚，深圳市法學會、羅湖法律文化書院和藍海法律中心聯合舉辦深圳法治論壇首場微信會。受藍海法律中心邀請，證券界重量級嘉賓、證監會前副主席、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高西慶蒞臨論壇，從外國監管、投資經驗、投資心態以及人才機制四個方面講述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挑戰。當晚線上線下共有800多名聽眾聽取了這一精彩講演。應廣大朋友的強烈要求，經高西慶先生同意并親自審閱講稿，我們將當晚的演講視頻和文字整理推送給大家，分享高西慶先生的真知灼見】
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挑戰
高西慶
大家晚上好！我今天主講的題目是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所面臨的挑戰。大家知道任何企業到任何地方投資都會面臨挑戰，如果有人說他投資百發百中的話，你千萬別信，那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的股神巴菲特，我跟他有過很多次的交往。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請我吃過大概有近十頓飯，如果每頓飯都值幾百萬的話，那么我也是千萬富翁了。即使是巴菲特，也不是說他投資就是百發百中了，只要他把錢放在哪兒就哪兒賺錢，沒有這樣的事。即使到今天，以他這么巨大的影響，他的投資叫做金手指吧，大家一看，巴菲特投，你還不投??？大家都去投。他變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正反饋過程，即使是這樣，在過去這幾年中，也有過好幾次他投資不是那么成功的例子對不對？每個人的投資都會遇到挑戰，但是中國的企業在過去這些年里，是在歷史的特別關口上開始了整個一輪投資的大潮，涌向了國外。這個不是總有的，在中國的歷史上，從唐宋的對外貿易到鄭和下西洋，中國有很多次出去投資，但那時候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在過去的大概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是中國在近代歷史上頭一次以這么大的規模出去投資。
在2012年，有研究機構認為中國在十二五期間的對外投資將會達到5000億美元。今天看來，中國在過去一年內對外投資都過1000億美元了。當時認為是個巨大無比的數字，今天看來是不那么重要了。在這個過程中，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們在過去幾年所碰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各種各樣的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中國人在短時間內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中國經濟在本身內部循環運轉的體量是不夠的。如果我們明天閉關的話，那么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會大得不得了。今天的世界不再是清朝、明朝的世界了，今天的中國是開放的，是向外走的。對外投資既是中國的需要，也是全世界的需求。中投的資金是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搞貿易掙來的外匯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去國外投資。中投是2007年9月成立的，到今天只有短短的幾年時間里，碰到了巨大的波動。這就是在整個世界投資史上比較少見的2008年金融危機，又叫金融海嘯。但是這次波動并不僅是經濟上的波動，它是在世界范圍內“新常態”出現過程中的一個表現形式。這個和過去歷史上的幾次變動是很不一樣的。
在座的年輕人有學科學的、文學的，有學社會學的，你會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過了過去幾千年的運轉，在過去幾百年，有那么幾次比較大的革命性的變動。很多人認為，今天世界又到了這樣的一個階段。在過去一百年里，人類世界所作出的科學發展、發明創造、技術的進步，都是一點一滴地往前走的?；谝粋€基本的道理（比如牛頓的基本定理）來往前走，但今天已經到了要推翻定理的時候，到了一個用以前的想法已經不能再往前走的時刻，這就是所謂“新常態”。習近平主席講中國的新常態，當然他講的是我們在政治經濟體系中的新常態。我講的是在全世界的金融體系、科技發展中出現的新常態。在這個關口上出現了一個大的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沖擊和啟示非常大，以這個為背景我來說一下我們所遇到的各種挑戰。
我是學法律的，法律系統挑戰是非常巨大的，這個不僅是因為中國的法律機制，與西方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亞非拉美國家的法律機制都有很大的區別。很多國家因為各個發展階段的不同，在他自己的管理體制下，或者說監管體系下，其市場本身的運作方式和我們不一樣。不光是理念的不同，還有發展階段、法律傳統、背景、文化、社會、民粹思維等很多方面的不同。中投公司剛成立不久，我們不得不面臨這些巨大問題。2007年9月我們剛宣布成立，俄羅斯隨即宣布他們的財富投資公司成立。一夜之間，世界上兩大經濟體成立了主權財富基金。問題在于哪里？這是兩個不容忽視的經濟實體，他給西方人造成的視覺沖擊非常巨大。在那之前全世界的主權財富基金都是在西方人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下的。挪威的、美國的（美國人為了政治話語權而搞了阿拉斯加石油基金，也成了主權財富基金），別的國家如新加坡、韓國、中東各國等，都是一些和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很接近，他們不覺得是威脅?？墒侵袊投砹_斯一出來，他們馬上認為沖擊很大、威脅很大。短短的幾個月內就有很多報導，不光是學術界，而且有經濟界，政界，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出來說話。把話說白了，你來了，這么多錢，把我們的好東西都買走了，我們怎么辦？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量，每年消耗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鋼鐵、鋁材、水泥、玻璃，我和你打交道，你不是把好東西都全拿走了嗎？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優勢，有的國家礦產多、有的國家林木多。中國人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把自己的東西都用光了，好像蝗蟲一樣把一片土地上的莊稼吃光了，現在跑我們土地上來吃莊稼了。話沒有說得這么白，但基本意思就是這樣。包括很多很有名的國家領導人、經濟學家、金融界的人士等。我說的是八年前的事，時至今日，這里面的大多數人觀念有了變化。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不是像蝗蟲一樣，出去把別人的東西都吃光了，把自己的東西糟蹋完了糟蹋別人的。我們在努力形成共贏的局面，讓大家都好起來。但是這個道理光靠宣傳是不夠的。我們這代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講究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文化大革命宣傳不可謂不強大，但那種宣傳不是長期有效的，因為他沒有實質性的東西作為背景來支持。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是這樣做，也讓他們看到我們確實是這樣做。西方的領導人說這樣也不行，我們要有一定的制約，否則會把我們的資本市場搞亂了。從觀念上說，你可以想象這樣的問題，即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就那么大，中國主權財富基金成立的時候宣布了2000億美元的注冊資金。我們到國家工商總局注冊，注冊資本金15500億人民幣，從未有過這樣大筆資金注冊公司的。你拿這么大一筆錢，隨便扔哪兒，哪兒就砸一個大坑?，F在的資本市場不要說拿這么多錢，只要拿出一小部分，資本市場就會有比較大的波動。所以當然人家會有懷疑。
因此，以美國為首，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名義出來說要讓全世界的主權財富基金一起簽訂一個協議，說明他們是一個負責任的機構投資人，愿意公開、透明、公平合法地和各國打交道。當時對這個問題，大家的意見是不同的。有的人說別理他，有的人說還是要和他們打交道。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當時辯論的結果是什么。我們是屬于必須和別人打交道的人，當時國務院給我們的任務是拿這個錢必須出去投資，不能在國內投資。你要在人家那兒投資，又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那怎么行？所以，我們表示很愿意和美國為首的機構談判。他們搞了一個圣地亞哥談判機制，我們的首席律師、我們管法律的副手都去開會、談判。他們說你們必須這樣這樣，我說好，我們很愿意這樣這樣，但是我們這樣，那你們準備怎么樣？西方國家說，是我們制訂規則，這個規則已經運作了很久，你們剛來，你們不能更改規則。我說就用你的規則來說，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公平、合理的競爭。
西方有句話叫做“平坦的競爭場地”。我踢球很多年，足球上場之前，先扔硬幣挑選場地。西方一貫鼓吹的是“場地平坦”，踢的怎樣是你的本事。所以我說我到你這兒來，你要求我遵守這樣、那樣的規則，那么你也應該遵守這樣、那樣的規則。他們說我們的規則本來就很公平，我說不行，你得寫下來。西方我們叫做投資接受國，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的改革開放，搞了幾十年，從來投資接受國都是發展中國家，好像中國這樣的窮國，而這次簽訂的協議投資接受國都是OECD（經合組織）內的發達國家。即你們要承諾公平地對待所有投資者，承諾我這兒的法律法規對你是透明、公平、開放的，我不會有意識的把你挑選出來，歧視你，對你不公平。在洽談了一年的過程中，我們是反反復復、一家一家去談判、做工作的，從他們的投資界到領導都談，就說明我們是什么人，我們想干什么，我們的投資政策是什么，我們的資產配置原則是什么，我們愿意投什么，不愿意投什么，清清楚楚全部告訴他們。文化各有不同，不管是哪種文化，我的體會是你到了人家的國家，首先都要和人家交流，和所有的利益相關者交流，不交流你一定是自外于別人。一定會把自己擋在了大門之外。你不能過于介意別人的態度，認為是用自己的熱臉貼他的冷屁股。你用不著這么想。這是個心態問題，因為你要和人家打交道。你對我態度好點我才去，要不我不去，這是不行的。
外國的監管機構對我們不理解、不友好，常常是因為沒有好好打交道。最近有一個例子，中國一個民企，搞重型機械的，到美國投資一個風電廠。但購買之前沒有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打招呼。買下來之后，美國律師建議要報告給他們，結果發現他們真的有意見，說離美國海軍的試飛基地太近了，不可以。其實之前他們已經和海軍談過了，海軍當時讓拆除了一塊，其余的可以留下來。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把問題提交到了總統那里，總統下令必須賣掉、拆除、全部停止，而且新的東西不能運進來。這個企業很生氣，其實錢不多，也就幾百萬美元。咱們這家企業不干，就不同意，我是很佩服這家企業的，他們把外國投資委員會和美國總統給告了。中國媒體很高興，覺得是中國人把美國總統也起訴了，但其實這在美國是很平常的事。這件事的意義在哪里呢？我是搞法律的。在和世界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中投公司遭受到（我們感覺）不大公平的待遇不是一次兩次了，但我們并不能動輒就打官司。因為從國家大的格局來說，大家的關系是互相的，用不著每次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今天在這個問題上吃了虧，明天又可能在另一個問題上占便宜。法院受理后，初審法院判決中國的公司輸了，說根據美國的法律條款，美國總統完全有權做這個決定，而且這個權力不受司法審查。美國的司法審查從1790年以來到今天是逐漸加強的過程，其司法審查的觸角，在美國無處不在，甚至在全世界都可以感受到。但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國家安全法和國家國防法說，美國總統做這個決定不受司法審查，這是國會通過的。法院說這么明確的規定，總統說不行就不行，中國企業就輸了。中國民企不服，又上訴到了聯邦巡回法院，大概是幾個月之前聯邦巡回法院判決說中國企業贏了。外國投資委員會可以說中國民企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你必須說明原因。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中有個叫做“正當程序”的規定。也就是說，做任何對別人利益有損害的事情都必須要經過一個基本適當的程序。在美國總統的這個決定中，法院認為這個程序沒有反映出來。雖然美國總統的決定可以不經司法審查，但法律沒有說美國總統可以不經過這個正當程序就做出決定。所以這個案件又被打回去了，到今天還沒有結束。本來這是一個不受人重視的小案件，突然一下美國的幾個最有名的律師事務所都把其當成了一個重大的案件，到處寫報告，作分析研究。如果我們在和西方國家打交道的時候，有困難的時候是否也可以起訴他們呢？我認為這只是挑戰的其中一個方面。出去投資目的是什么？99%的人出去投資，第一位是賺錢。不賺錢的話，我為什么要投資？投資不為賺錢的人很少。好像這樣的情況你做了分析之后，你覺得案件勝訴的可能性沒有那么大，超不過50%，像這個案件勝訴的可能性不超過20%。訴訟本身對研究法學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是為了在歷史上記一筆的話，那么是可以的。但這對絕大多數的企業家來說，還是要研究一下有多大的勝訴可能性。這個案件光律師費得花多少錢？我相信律師費現在可能已超過了當時購買風電廠的資金了。有人說，假如我有60%的勝訴把握的話，那么我為什么不打官司呢？也有人認為我要留有余地，在其他的地方給予反擊。不同的企業所處的位置不同，考慮就不同。我們有這么多錢，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的錢是要配置在美國市場的（至少占三分之一），近上千億美元。這么大的投資量作為一個賭注的話，要想留名青史是可以的，要賺錢的話，就是很不負責了。也就是說，在對外投資的問題上，你不光要看到經濟上的、監管上的問題，還要考慮法律、意識形態、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你要把所有可能對你不利的地方都弄清楚，這就好比你到一個石頭灘上找東西，那兒有很多石頭，你要把每塊石頭都翻起來看一看。你到一個國家投資，你對所接受投資國家的法律等都要弄清楚，這樣才能使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會發生什么事。這就要求對外投資者對外國投資監管上所遇到的挑戰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這不光是說美國，還有其他國家。我們一位民營企業家到冰島投資了一塊地，要建設一個大的游樂場所，當時冰島的地方政府是同意了。但后來北約不同意。冰島是在北極圈那兒，北約組織說你弄了幾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到時候建一個港口，中國海軍從那兒出來的話，我們怎么辦？說到最后也是不讓投資。即地方政府同意了，但中央政府不同意。我們在別的國家投資需要了解，像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英國等國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機制。剛開始我們在澳大利亞投資的時候，聽說所有的外國機構、公司都要受到審查。大家都一視同仁，倒也沒關系。在中投公司成立不久，我們就準備投一個澳大利亞項目。有一天正在開會研究是否投資這個項目的時候，我們一位總監出去看到了一個消息，說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剛剛發表了演說，說所有國營企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要加重審查。每一塊錢的投資都要審查。當時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有規定，10%以下的投資可以不受審查。但現在澳大利亞政府說是每一塊錢都要審查，而審查是需要花費很多錢，很長的時間，還不確定批不批，因此我們當時就決定不再開會研究這筆投資了。被投資方很郁悶，一直在找我們。在那過后半年時間內，澳大利亞的財政部長及其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主席等，來過中國好幾次，問我們對投資問題有什么意見。我們就和他們講道理，說了我們對上述問題的意見。不光講我們的道理，我們也要講澳大利亞的道理。澳大利亞是一個普通法系的國家，普通法系有一個忽略不計原則，太小的事情就忽略不計，不要讓投資人很麻煩。我跟他們說了這個原則，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告訴我一個大概的數目或百分比，如果1億太大的話，那么5000萬可以嗎？5000萬不行的話，500萬可以？你們難道連基本的原則都不愿意遵守嗎？談了兩次之后，其財政部積極應對，一個月內就發了信說我們會改變，即，持股10%以下的投資可以不審查了。這是一個溝通帶來好處的例子。如果不溝通的話，可能就不會有改變。他也希望你來投資，實現共贏。
有一個和這個類似的案件發生在加拿大，但其政府處理方式卻不同。加拿大是資源豐富的發達國家，澳大利亞也是這樣的國家。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資源都不豐富，美國的資源豐富，但其使用量也比較大。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則是發達國家中最主要的資源輸出國。我和澳大利亞說，你們的資源豐富，特別需要中國人，我們兩國資源有如此巨大的互補性，可是你怎么不歡迎我們？加拿大對我們就挺歡迎的。說過這個話不久，出了中海油要購買他們尼克森石油的案件。美國人在這個案件中爭來爭去，起了不少作用。到后來其總理說服了很多的派系，放下很多不同利益集團的糾結，最終同意賣給中國人，但卻扭扭捏捏，說下不為例，以后要嚴審等等。我說加拿大人，你為什么這么笨？你為什么做了這個事情，還讓投資人這么不高興？
律師和投資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可預測性的偏好。法律是好是壞，這對絕大多數律師來說是沒有關系的，因為你是在一個給定的機制之下工作。我不是立法者，我只按你的法律辦。法律如果天天改的話，那你就很麻煩了，我沒有辦法工作。作為投資人，在投資界只有極小部分人愿意接受不可預測性，那就是對沖基金，因為他們做的業務就是賭博。但是你在一個特定的法律機制之下，如果沒有告訴你這是一個清楚的、透明、平坦的場地的話，你怎么做事？加拿大政府這次就等于說，我就給你這樣一個結果，這次批了，下次很難再批。給了我們這樣的一個印象之后，我們就沒法再做了，因為我們賠不起時間。從這個角度講，在投資過程中，你必須看這個國家的機制是怎樣的，其領導是怎樣的，在不斷的對話過程中可能會有所改善，但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挑選有潛力的、比較好的國家。
我們和一個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有過投資監管的問題。他們的證監會要求中國所有去他們那兒投資的國營企業都必須被看作是一家企業到他那兒登記，而且只能共同使用一家托管行。每天這些企業加總的投資額如果達到100萬美元，就必須給他報告，如果在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加總的持股額超過一個很小的百分比，則所有各家都必須停止買入。我們說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我們都是獨立的公司，無法如此協調；況且技術上也不可能實現這種每日協調的需求。他們說這是他們的法律，不能通融?？墒俏覀兒芸炀桶l現他們事實上是有例外的。但他們回答說，那是有歷史原因的。我們當時找了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副總理，有人還說可以約見總統、總理。雖未見到總統，但所有人乍一聽都說可以解決。但長時間沒有動靜。經過幾年交道，毫無進展，我們就把所有的投資都撤回了，因為實在沒有辦法做了。我們知道，像剛剛我們前面講的，做了一半之后把錢撤回的話，那么肯定會賠錢，會有損失的。所以像這種情況，我們一定要有所了解，不能打無準備之仗。這是第一方面的挑戰。
第二方面的挑戰就是對整個投資環境的熟悉程度，由于投資方面經驗缺乏的挑戰。投資經驗是個綜合素質的培養工程，就是你對所有方面都要知道。你對其法律本身不了解，你對自己出去投資的產品線及其在每個特定國家所占據的位置，你對項目的設計、結構、當地的稅收、勞工政策、資金、物流運轉、清算、結算的運作模式，還有對其文化和整個社會生態的了解都不夠。但這個了解是需要時間的。中國人（年輕人）現在出國比我們多了無數倍，我1982年去美國，飛機一落地就感到了巨大的文化休克。我回國之后，我的學生開始逐漸出去了。90年代就有學生問我，說我怎么沒有感覺到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呢？到了今天的學生，更是感覺美國怎么這么差，什么都不方便，很多東西都買不到?，F在中國任何時候都可以買到東西，周末中國銀行也辦公。而美國銀行（特別是周五）早早就不辦公了。我們當年對外國了解太少，我當年在對外經貿大學是學的對外貿易、國際貿易、英文，我以為對英文已經有充分的了解。一年才能看兩三個外國電影，還是經過精心挑選、意識形態沒有太大問題的電影。而今天的學生每天都可以看到。對我們那個時候來說，和你們相比是了解的太少了。但這并未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即你對其社會的基本問題和深層的文化了解是很少的。年輕人對外國的生活方面了解的可能是不少，但對其社會經濟的運轉模式等了解得不夠。作為一個個體，你們在座的某一個人可能很小的時候就出去過，但作為一個整體，一個中國的機構，我所打交道的絕大多數的企業，很少看到過一個企業和外國企業打交道的過程中很自如，對他們很了解，就是說基本的信任感足夠，大家愿意坐下來談。你英文說的再好也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你必須在那兒，和他有比較多的交道，才能感覺到他說的YES指的是YES，而不是他說的YES指的是NO。但這個是依靠時間的積累。
我現在中投退休了，我現在是在總結經驗、案例，特別是失敗的案例。我就愿意挑選令自己難堪的案例來講，為什么？人都愿意講過五關斬六將，不愿意講走麥城?？墒侨藢W習最多的是走麥城。你老是講勝利，你就以為你每次都勝利，其實勝利對你來說影響沒有那么大，可是你失敗一次，你可能就栽了。我就是希望在總結失敗的經驗和教訓這個過程中，努力地了解我們的長處和短處，防止重蹈覆轍。把這個變成機構性的記憶，留下來給以后的人做參照物。這一點日本人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到今天日本人做得比中國人好很多倍。日本現在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是在外國，你光看日本本身的國民經濟不增長，其實那沒有關系，因為其大部分的經濟利益都是在國外。我在紐約作律師期間，我的秘書給一個日本企業的頭兒教英語，所以我們就認識了。我發現他們不僅用了我們的律師所，還用了好幾個華爾街的大所。我問他不覺得貴嗎？他說不貴，我們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從七十年代開始，日本人出去投資。當時日本人給人的印象是做便宜貨，找最便宜的東西，用最便宜的小律所和小會計師，算小帳。但是后來發現吃了大虧。不僅小錢要付，后面的大錢還得付。他說，我們這么做，不是出手大方，我們算帳很精細，這個錢是不能不花的，就是因為我們付過代價。你看中國企業往出走，很明顯有這個問題。很多人問，能不能找哪家現在不付費，以后賺錢再付費？我說可以啊，但管不管用不知道，而且通常都是不管用的。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很聰明，我說你不要想在這上面沾光，這是小錢。你得想著以后做成了能掙多少大錢。
我是學法制史的，澳大利亞也罷、美國也罷，歐洲也罷，歷史上都有對中國人極端歧視的事情。特別是當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時的一些事情。我當時讀到美國排華時期的許多文獻時，心痛到了極點。華盛頓洲的議員講中國人和我們美國人不同，中國人不信上帝，中國人可以不吃飯，吃釘子，中國人可以24小時不睡覺等等。允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我們就沒有辦法活了。因此當時就很快形成了一個浪潮，西海岸一個州接一個州通過排華法案，即不再允許中國人進來，這是美國歷史上僅有的兩次以法律形式對一個種族做出這樣的歧視法案之一。美國人一般是很講究平等與公平的，后來美國人也認為這是一個恥辱的事情。中國人確實是干活特別努力，干活讓別人特別害怕。我1982年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當時有一家中國某個省的國營企業，要到美國去投資，我帶了他們去美國內地一個州的小的汽車旅館。這家旅館的老板是中國人，后來跟那些美國人熟悉了之后，說你認識這個中國人嗎？我說不認識。他們說這個人不是平常人，他很不一般，他當年來亞特蘭大，沒有任何錢，就是在旅館做普通的職員，慢慢掙錢，又慢慢學習了各種各樣的技術，又慢慢自己取代了所有的人，后來又慢慢取代了旅館的老板。這個旅館本來是入不敷出的，但到他手里就變成了賺錢機器。這一點當地美國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但他又不能把你怎么樣。所以在這個機制之下，你要積累起來，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大家都要活的好好的，不要占別人的便宜。
還有一個挑戰就是投資者心態不成熟的挑戰。我們從窮變富的時間很短，人家經過了三代人的積累達到了這么富有的層次，我們一個人在十年、五年之內就達到了這個層次，讓所有人都害怕。我們談投資的問題，互利是最重要的。就是既要你自己賺錢的話，也要考慮別人是否賺錢。初期打交道，一定不能傲慢，這一點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都講了，這個傲慢和原來的自卑感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是一種復雜的心理情結。就是因為自己原來受歧視，而現在是小媳婦熬成了婆婆，我要對你們使點顏色看看，就是這種心態。你要把自己當做一個成年人，一個有力量的人，一個有自信的人，那么你才是成功的人。這和有男孩的父親與自己兒子的關系是可以類比的。和兒子打交道很不容易，這是我的深刻體會。我這一輩子從來未有過充分無奈的卑躬屈膝的狀態，只有和自己的兒子打交道時才真正體會了這種狀態。經過這個過程，你自己的心態會有改善，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對別人也應該是更謙卑一點呢？你出去賺錢，想辦法把別人口袋里的錢賺過了，你還不要謙卑一點？我在陜西長大的，我去北京之前家里的長輩告訴我你出門要低三輩，一定要客氣一點，不能對別人不禮貌。你出去投資的話，你更不得出門低三輩？對人必須尊重。這個我看得太多了。中投公司成立那天就像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子，所有人都和你很客氣，你以為是你了不起？是你的錢了不起。沒有這錢，你什么都不是。我在中投公司的時候碰過幾次，看到年輕人打電話，態度很惡劣。問，跟誰打電話？他們會說哪家公司特別討厭，老是煩我。我說他們都是中投公司的潛在客戶，你們態度一定要好，你這種態度對中投公司損害很大。我在幾次會議上，反復強調，別人對你好，不是對你好，人家是對著錢磕頭的。出去投資也一樣，心態一定要擺正。不能說我不差錢，人家態度不好，把錢仍在他臉上，讓他看看我們有的是錢。這是很幼稚的表現，是孩子氣的表現。我們是一個成熟大國，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國，應該表現得成熟一點，有力量一點，體現我們一個泱泱大國的文明之風。
最后一個挑戰就是人才機制的挑戰，這也是最重要的挑戰。在任何一個投資的領域里，尤其是在境外的投資，投資都是在嚴格監管之下的各類精英機構的激烈博弈，對人才知識和技術的要求是很高的。這不是一夜之間積累的，是要很長時間積累起來的。我們機制上還有很多不夠吸引人的地方。很簡單地說，能夠做投資的人才，你能夠做這個事情，必須在大的機構里做過這些事情。有人說這些人才在中國呆的時間短，不理解中國國情，不能和領導溝通。我說那你另找一個和領導可以溝通的人就可以了，你讓他去做他的投資嘛。有人說這些從外國回來的人收入太高了，和我們的收入不匹配。一個很強烈的聲音說，不行，國營企業的工資都必須降下來。你們憑什么比領導的工資還高呢？我說那你提高領導工資啊，你為什么把這些人的工資降下來呢？現在的問題是，都說這些人工資太高了，和國內的工資水平不平衡?？墒乾F在的世界是一個新的世界，是新常態的世界，今天人才的流通性比我們當時大了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當時能上大學的人是百分之二點幾，能出國的人是這百分之二點幾的百分之一不到?，F在出國人的很多，家長動不動就帶著孩子出去了。他們對國外了解得很多，你這兒給我的工資低的話，那么我可以找另外一個機構。我們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你把這些能夠做事的人才攆走了，留下愿意拿低工資的人，但這些人里有許多不能做事。像我們這代人，我們是拿了一輩子的低工資，我們是可以承受的。但現在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還愿意承受嗎？你既然要走出去，與國際市場打交道，你這個機制就應該允許讓人才按國際水平基本活下去。你稍微低一點的話可以，如果低太多的話，你怎樣讓這個機制持續下去？你在全世界競爭的體制下，必須有全世界競爭范圍內的人才使用機制來對待人才。全世界主要的主權財富基金和最大的投資機構我基本上都去過了，從美國、歐洲到日本、澳大利亞，從中東到亞非拉一些國家，每一家機構都用很多外國人，包括中國人。中投公司現在也有不少拿著外國護照的中國人，我們也曾雇傭過西方白人。中國人在一塊兒時，都是以中國話為主，但我們當年在開投資決策會的時候常常要以英文為主，因為通過翻譯溝通的成本太高。如果你認為語言是一個基本障礙的話，那么就沒有辦法做事了。我們曾經請過加拿大的一位新加坡移民作我們的首席投資顧問，他在投資界非常出名。他說中文是我八歲以前說的，我現在中文不行了。因此每次和他開會我們都得說英文。語言和工資在投資領域其實是相對不重要的事情。我們現在很多地方請中介時要作政府采購，結果占權重最高的就是價格，別的因素都砍掉了。如果我們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像當年的日本人犯的錯誤一樣，在人家走過的彎路上再走一遍。如果不能解放思想，我們還會付很多代價，要吃很多虧。今天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現場提問與回答
1.問：2014年我國境外投資總量第一次超過外資引入，您如何看待我國正從資本輸入國變為資本輸出國？
答：我認為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這個問題也印證了我前面所講的，有個心態的問題。凈輸入國變成輸出國，中國就忽然一夜之間變成偉大的資本輸出國了？有句話說，三代都培養不出一個貴族來。對比一下我們和別人做事的方式，中國企業要走出去，我覺得同樣得三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早期資本輸出的時候犯了無數錯誤，但是，它有一個基本的不同：當年是帝國主義時期，它后面跟著的是誰??？是戰艦，它把它的商人都變成了海盜，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一幫武裝到牙齒的海盜商人。今天你還能這樣做嗎？所以，所謂的資本輸出國，說明現在的世界已經變得更平了、更小了，大家都是在一個船上了。別以為我們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在知識更新、在精細程度上和別人比較了，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還有許多需要學習人家的地方。
2.問：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需要國際投行的金融服務，您如何看待國內投行在此方面的差距？
答：我做監管的時間很長，全世界大的國家的資本市場監管機構都去過，投行打交道就更多了。從純粹的個人素質上講，中國人是最聰明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勤勞的人，你很少能見到在一個國家這么普遍地、大面積地找出這么多IQ極高，又特愿意工作，特努力，而且說哭就能哭，說笑就能笑的人。問題是在于，institutional ability，你要把他變成機構性能力的時候，他是有巨大差異的。以前不是老開玩笑說，一個中國人可以打倒三個日本人，三個中國人打不過一個日本人。所以，我們這個機制、我們的文化，人員的素質差距沒有那么大，人員經驗差距是很大的。為什么？因為你有這個問題，所以你得不到人家類似的經驗。
我在國外做律師的時候，每個月經歷的案件量是非常大的，按照能夠報給客戶計費的小時數原則上要求每個人都要工作到1600個小時，這是要和客戶能夠要錢的1600個小時。我后來計算了一下，說很少啊，別人和我說，你如果做1600個小時的話，那你可能會被解雇，你要做到1800個小時，甚至是2000小時。我因此很努力的干活，結果第一年就做了3000多個小時。第二年律師事務所分級升薪的時候，我被分為了一級，第一級的只有兩個人。這在于你干了很多的活。我回到中國之后，當時司法部的領導找我說到香港搞一個法律中心，我說我不去，我回來是要到中國干的，不是要到香港的。聽說私人律師事務所不讓成立，你幫我批一個吧，當時領導馬上就同意給批了。當時發現即使批下來，沒有工作干，眼對眼看著，然后有人打電話來說，說半天也沒有多少活干?，F在中國的律師都有很多活干了。你要做到人家的那個程度，你還差一點，你沒有做過這樣的活，你就沒有這樣的經驗。今天中國的投行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比我們那個時候多了很多倍的機會，但如果抓不住機會，吸引不住人才的話，那么實質性的活還是要給別人干的。常常到了緊急關頭的時候，你做不了了的時候，還是要和別人綁在一起做。所以每次投行初期做路演的時候，辛苦得一塌糊涂，一天幾十個會議，每天一個城市，全世界跑，干什么？是想把我們的企業賣給人家。哪那么容易？但人家這個時候有他的渠道，可以推銷得出去。所以我們還是要學習。韓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公司幾任的CIO都是美國人，中東的這幾家主權財富基金，不是美國人就是英國人，為什么呀？因為你的人賣不出東西去。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條件。中國的投行，學習和積累經驗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3.問：馬蔚華曾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失敗率比較高，您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馬行長我很熟，他經驗很多，但失敗率要看從哪個角度講。從個數上講確實是有一些失敗的例子，但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這個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實證研究，我只知道中投失敗的例子，但中投的失敗不是今天可以看出的，中投是長期投資的，國務院當時給中投是以十年為單位來計算收益的，中投成立至今還不到八年呢，才七年多，還沒到算帳的時候。有很多企業說，中投買黑石、摩根斯丹利虧得一塌糊涂。我說你怎么知道虧了呢？他說你買的多少錢，但后來掉多少錢？我說那現在多少錢呢？這個是要看的，中間你得到了什么東西。只要你沒有扔掉，沒有割肉，那你還沒有徹底損失的，就不能算帳。但有徹底損失的，中投也有虧了的例子，就是到最后這只胳膊我不要了，割肉了。好在我們是蚯蚓類，割了之后還能長回來。所以像這樣的情況，不是中國企業的問題，中國企業的特定問題是和機制有關，有些是你剛剛出去不得不犯的一些錯誤，外國失敗的例子也很多，所以這沒法一概而論。問失敗的原因，我在講座中講的挑戰都是其中的原因。
4.問：在跨國并購中，法律和文化的差異是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您覺得如何有效解決？
答：這要尊重規律，要尊重法律，你要找好一點的律師，貴一點就貴一點。譬如民營企業家問我，孩子學什么專業，我說學法律。你的孩子是守成的，不是創業的，法律問題是比你創業時期大得多的問題。企業變大之后不合規的問題是很多的，你去看國外的家族企業的CEO、投行里面的CEO許多都是做律師出來的，這和后面說的文化問題是有類似的，西方的文化是從古希臘、羅馬時期出來的，對規則的要求、對制衡的要求是比我們高的，我們的文化是陰陽相間、中庸之道的文化，我們今天的法律機制是新的東西，這是我們要學習的。我們中國自己也要學習，你出去和別人打交道也是要學習的。如果你不接受當地的規則，那么就沒有辦法在當地干事。
5.問：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日趨活躍，您如何看待國企和民營企業在境外并購中的優劣點？
答：確實是各有優勢、各有劣勢，國營企業的資金雄厚，也更容易得到國內金融機構的支持，這與我們的機制有關。民營企業是從純粹的市場規律來判斷的，比較少有政治上的考慮，其機制比較靈活，你象吉利收購瑞典的沃爾沃汽車公司，因為他們派去管事的人有我過去的同事，我仔細了解了一下過程。他們在做事的過程中是用很市場化的方式，讓人看來是比較容易融入進去的。一旦做大就比較好做了，一旦上了那個臺階，就很多金融機構支持你，在那之前你要努力躍過那個龍門。我們國家強調很多次講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但實際上做的還不夠。民營企業才是我們國家最終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一個基本保障。如果只有國營企業是不夠的，國營企業當然有它的必要性，有存在的重要價值。但只依靠國營企業，把民營企業統統擠出去的話，那么對于我們的經濟、就業和整體的社會文化其實都有負面影響。
6.問：伴隨著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很多企業選擇了境外上市，目前國內正研究推進注冊制改革，您如何看待兩者的關系？
答：世界上大部分的重要市場都是注冊制的。因為美國的資本市場占全世界60%以上，它是注冊制的。歐洲的主要資本市場中比較有意義的是英國市場，也是注冊制。因為資本市場和馬克思主義一樣，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是西方人發明的。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融入世界，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話，就要學習他們先進的東西，要努力往那個方向走，最終是能走到那兒的。那么，現在的階段是否能夠達到我們所設想的充分注冊制？這是很難說的，雖然我們說了，證監會的領導也一再表態說會很快實現，但注冊制怎么實行卻不見得清楚。有句話說，魔鬼都是在細節之中，以我所知的細節，現在還有很多沒法對付的魔鬼吧。
7.問：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區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金融業，您認為前?？梢栽谀男┓矫嫣剿鹘鹑趧撔?？深圳毗鄰香港，您認為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哪些方面最值得借鑒？
答：香港在金融領域方面最值得借鑒的就是其法治基礎，它的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很清楚，很明白，很有可預測性，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把這點去掉，香港什么都不是。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在這方面靠近它，趕超它，那么想建立一個與它毗鄰的機制，來吸引它那里的錢和機構，哪有那么容易？很多人問我技術上的問題（不光深圳問這樣的問題），要把錢吸引來，要搞一個什么樣的產品？你要看看中國市場現有的產品和沒有的產品，這些非常明確，非常清楚，世界重要的發達的已有的產品都在那里擺著呢。中國市場一看，少了什么就上什么，那這中間會出現什么問題？很簡單一個道理，搞金融衍生品。中金所成立了五年了，到今天為止只批準了一種產品?？纯慈澜?，芝加哥的產品有多少種可以交易？這種情況下，你是學技術問題，還是機制問題？要我說最重要的就是機制問題，就是要把市場的事情交給市場管，政府只管政府的事，如果政府過多地去管市場，市場就搞不好。很多人說能否再說的具體一點，我說已經很具體了，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強調了。中國市場發展到今天，就是市場和政府不斷地博弈，市場不斷地取勝而發展起來的。你要仔細研究一下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過程。有人說中國證券市場一直是從上至下地管著，我說如果真是從上至下一直按80、90年代的管制系統心態來管的話，那么絕對沒有今天的交易量，中國證券市場的交易量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第一了。這里面當然包括很多負面因素，包括貪污受賄的人，想把各種利益機制都變成自己家的東西。但資本市場發展就是一個過程，資本市場本身都是假定只為自己、不為別人，我們要發展出一種機制來控制這個，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別人。但如果再往前走，希望每個人都一心一意為了國家，一心為了別人，這是不現實的，這怎么能把市場弄起來呢？因為這就不是市場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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