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全國首家地方國際商事法庭——蘇州國際商事法庭成立。在該法庭成立三周年之際，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1月17至18日舉辦“以高質量涉外法治建設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暨地方國際商事法庭高質量發展研討會”。藍海中心執行理事長肖璟翊博士應邀參加會議并作主旨發言。為促進交流研討，特將發言進行整理推送。
一、地方國際商事法庭的功能價值
最高人民法院繼2018年6月在深圳、西安分別設立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之后，又支持在十二個涉外案件集中的地方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那么，國際商事法庭承載了什么樣的功能和價值呢？我認為主要體現為以下三點：
（一）“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的豐富發展
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簡稱《意見》），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事人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在十二個地方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是貫徹上述《意見》的深化措施，由此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為引領、各具特色的地方國際商事法庭相呼應的“一帶一路”國際商事審判新機制。
（二）最佳司法實踐以及中國裁判規則的輸出地
地方國際商事法庭是涉外案件管轄的集中化和審判力量的專業化，強調以精取勝，注重品牌效應。剛才蘇州國際商事法庭發布了涉外商事糾紛十大典型案例，就體現了“精品戰略”，體現了以優質的審判服務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我認為，國際商事法庭不僅應該是涉外審判領域的領跑者，也應該是中國司法最佳實踐的輸出地，是中國法院高質量發展的“展示窗口”。
（三）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方面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在此當中，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成為中國尊重國際通行規則、尊重商事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平等保護國內外當事人的最佳注腳。
二、域外國際商事法庭的啟發
在過去的十余年間，全球范圍內涌現了一批國際商事法庭，這些域外經驗對我國的國際商事法庭建設有什么啟示呢？我簡單歸納了以下幾方面：
第一，尋求與其他爭議解決渠道的差異化發展。例如倫敦商事法庭針對重大復雜的金融案件，創建了“金融案件清單”制度；在以大陸法系為傳統的阿聯酋，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通過引入普通法系來吸引投資者；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則是針對國際商事仲裁的不足而設計的。
引自2018年第三屆前海法智論壇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代表發言
第二，瞄準特定目標的用戶群體。各國新設國際商事法庭，都有比較清晰的用戶畫像。例如，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卡塔爾國際法院與爭議解決中心、阿布扎比全球市場法院都位于中東的“經濟特區”，其建立的目的就是吸引外國投資者；在英國脫歐后，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紛紛建立國際商事法庭，就是希望從倫敦商事法庭手中承接分流出來的糾紛解決業務。
第三，以高素質人才、高質量服務構建國際法律服務的良好生態體系。國際法律服務是專業化要求高、分工精細的執業領域，圍繞著國際商事法庭，往往匯聚了高水準的執業律師、跨國公司法務、域外法律專家、ADR服務提供者、翻譯機構或人員、研究人員、技術公司等等，形成相互助力、相得益彰的國際法律服務的良好生態。
第四，將ADR程序納入法庭程序。例如，2023年1月，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達成合作，新仲在其仲裁示范條款內加入了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管轄權示范條款，鼓勵當事人指定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作為其相關程序的監督法院。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則與倫敦國際仲裁院達成合作，為債權人提供了將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作出的判決轉換成倫敦國際仲裁院的仲裁裁決，由此可以根據《紐約公約》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執行。
第五，注重科技化的應用。例如，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于2022年12月推出一套新規則，旨在促進數字經濟糾紛的高效解決，通過實時的智能系統，采用數字化方式向當事人送達文書、提供服務和開展執法。2023年3月，又在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綠色數據中心——Moro Hub擴大了其數據基礎設施。
上述國家的有益探索，對我國的國際商事法庭發展無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三、未來發展的若干思考
展望未來，我國地方國際商事法庭首先應當從自身的功能價值出發，抓準自身的發展特色，尤其要注意發揮其在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中的作用，提升涉外審判能力，做涉外審判的標桿。在此過程中，應該主打“國際化”和創新性兩張牌。在某些國家，設立國際商事法庭是通過修改法律或設立“司法特區”的形式實現的。而我國則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構建的。那么，何以“國際”、何以“創新”？我有以下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建議：
（一）何以“國際”？
縱觀各國商事法庭建設，其“國際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受理案件的國際化；
訴訟參與人的國際化：包括了當事人、法官的構成，域外專家、國際律師的參與等；
域外法查明與適用；
訴訟語言國際化；
判決的跨境承認與執行：包括通過加入公約，達成司法協助協議，運用互惠原則等方式提升判決的跨境執行力；
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交流：例如參加國際化的活動，在國際機構任職等。
在現有法律體系下，上述所列的某些“國際化”因素在我國的國際商事法庭難以實現，例如我們只能任命國內法官，而不能聘任外籍法官，外國律師也不能在中國從事訴訟代理業務。但即便如此，我認為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在 “國際化”方面仍然可以大有作為。例如，在域外法查明方面，藍海中心除了跟最高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共建域外法查明平臺外，還跟北京國際商事法庭、蘇州國際商事法庭、青島國際商事法庭、成都中院等建立了合作關系。這些法院都非常重視域外法律查明的機制建設和實踐應用。像北京國際商事法庭就對法律查明方面探索了很多新經驗，制定頒布了查明規則，建立法官與查明機構的“直通車”機制，保障了查明渠道通暢，流轉高效，取得了很好的審判效果。
（二） 何以創新？
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下，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可以成為新法新釋的先行者、最佳實踐者，同時可以利用自貿區建設的優勢，優化審判程序，完善審判機制。具體我有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1、拓寬管轄權。我國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將于2024年1月1日實施，其中幾個條款增加了法院的受理涉外案件的范圍。據此，對于某些之前我國法院無管轄權的案件，國際商事法庭可以依據新法予以受理。
2、順暢ADR的銜接機制。在國內法院普遍推行訴調對接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國際商事法庭的機制大膽探索更優的多元解決方案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例如，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可以根據新修《民事訴訟法》205條的規定，探索調解組織自行調解+司法確認的方式應用于國際商事案件，為將來《新加坡調解公約》的落地積累實踐經驗和探索審查的程序規則。
3、通過地方立法或最高院授權試點的方式開展一些創新探索。為了改善自貿區的營商環境，吸引域內外投資者，某些地方善用地方立法權來加以創新。例如，《深圳經濟特區前海蛇口自由貿易試驗片區條例》第57條對“涉外性”作出了變通性規定，尤其對“港資港法”的應用提供了法律支持。
另外，可以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權試點，在程序領域作改革創新。幾天前，我參加了杭州中院組織的“市場化解紛機制論壇”，了解到最高法院在杭州中院建立了市場化解紛的試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認為這一經驗也可以復制到地方國際商事法庭。如前所述，國際商事法庭的發展離不開一個高質量的法律服務生態。在實踐中經常提到的“查明難”、引入ADR機制難等往往不在于渠道不暢，更在于付費機制未能解決好。為了保證相關法律服務的高質量，總體提升涉外審判的質效，建議最高院通過市場化解紛試點的方式，為法律查明、商事調解、中立評估等服務提供市場化收費的司法政策支持。我想這既是我國國際商事法庭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商事解紛的必然選擇。
4、法庭的信息化、智能化發展。我國法院的信息化建設普遍有比較良好的基礎，國際商事法庭也可以在此方面多多著力。在此，我也向各位法官報告前海國際法務區建設的一項重大成果——一帶一路法治地圖。這個項目是由前海管理局提供資金支持，藍海中心攜手法律出版社共同承建，歷經7年打造的有關“一帶一路”大型中文法律數據庫，迄今整理、翻譯了“一帶一路”沿線69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商貿投資領域的法律法規和案例，字數達到1000多萬字，內容非常豐富，希望這個實用且免費的數據庫可以為各位法官查明域外法律提供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