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意義來說，對于越來越多的“走出去”企業，一方面面臨國內外日趨加強的反腐敗執法力度，另一方面面臨“走出去”過程中復雜的反腐敗形勢。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腐敗的主體更為復雜、腐敗的手段更多樣化。一旦利益輸送、商業行賄、“灰色”代理等行為觸犯東道國的法律，企業或個人都將面臨嚴厲的刑事處罰和民事責任。因此，中國企業應當將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作為其合規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水門事件發生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發現，部分美國企業通過隱秘的“賄賂基金”向政治家提供非法的競選資助并對財務記錄造假。因此，美國國會在1977年通過了《反海外腐敗法》（相關文章：收藏！圖解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將反腐敗的執法領域延伸到了海外。
1999年《OECD反賄賂公約》生效，鼓勵成員國通過懲治成員國企業在國際交易中的賄賂行為減少腐??；
2003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2010年，英國通過了《反賄賂法》并于次年生效，該法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反腐敗法律：在證明賄賂犯罪成立時，該法只關注行賄行為，并不要求公訴機關證明受賄對象不正當地行使了職權。此外，該法規定了雇主對雇員、代理人、下屬機構的行賄行為的嚴格責任和替代責任。
2016年，法國通過了《薩賓法案II》以促進交易透明、反腐敗和經濟現代化；
2016年7月1日，《荷蘭舉報法》生效；同日，斯洛伐克針對企業的刑事責任立法生效.....
除此之外，國際上還先后制訂了一系列區域性的反腐敗公約，比如1996年的《美洲反腐敗公約》，1999年歐洲的《反腐敗民事法律公約》和《反腐敗刑事法律公約》。在中國的推動下，APEC第26屆部長級會議還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并成立了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絡，以促進亞太地區在打擊跨境腐敗上的執法合作。
·概括而言，國際上有關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主要包括兩大核心要求：
第一，反賄賂規則（Anti-bribery Provision）：禁止個人或企業為了獲取不正當優勢以取得或保留商業機會，向公職人員行賄。其中，公職人員的范圍較廣，政黨或政黨官員、政府官員候選人、國際公共組織人員、海外公職人員等均可能被當地法律納入公職人員范圍。
·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后，國際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的發展呈現如下趨勢：
第一，國家對反腐敗行為的管轄范圍延伸至海外。
第二，大部分國家加強對企業責任的追究，同時關注個人責任。如上述英國《反賄賂法》的規定；
第三，大部分國家強調了舉報制度的作用和對舉報人的保護。美國國會在《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第922章中設立了舉報制度；
第四，部分國家開始引入受調查對象與政府間的和解機制。如法國《薩賓法案II》即引入和解機制，以促進交易透明、反腐敗和實現經濟現代化；
第五，各國在反腐敗、反賄賂領域的國際調查和執法合作進一步加強。
第六，大部分監管機構監管采取了“實質重于形式”的監管原則，在監管要求上也逐漸趨嚴。比如，在涉及“有價值之物”的認定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納入其他不典型的賄賂，如為外國公職人員的配偶提供工作機會、支付外國公職人員女兒的蜜月費用等。
中國與國際反腐敗、反商業賄賂的接軌始于《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國還先后加入了《引渡條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和《移管被判人條約》等國際條約。在此之后，中國進一步加快了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的發展進程：
2007年5月，中紀委內設國家預防腐敗局辦公室；
2010年，中國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
國務院發表反腐敗首部白皮書《中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全國數省相繼成立了預防腐敗局；
十九大之后，中國開始啟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了修訂；
總的來說，中國對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的規制主要集中于《刑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層面：
（一）《刑法層面》
刑法修正案（六）：將商業 賄賂犯罪的主體擴大到公司、企業以外的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
刑法修正案（七）：明確規定了“特定關系人”的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即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或者向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行賄的，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
刑法修正案（九）：進一步完善了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準，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準，即無論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此外，對重特大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刑法修正案（九）還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并處罰金”。
目前刑法針對賄賂設定的罪名包括：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受賄罪，單位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行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單位行賄罪。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層面
除了刑法修正案外，2018年1月1日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部分的修訂也有多處亮點，與刑法修正案、國際反商業賄賂實踐在多個方面保持了一致：
首先，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了商業賄賂的對象。在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前，收受商業賄賂的主體是“對方單位或個人”。而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不再將“交易相對方”作為商業賄賂的對象，收受商業賄賂的主體調整為三類：交易相對方的工作人員、受交易相對方委托辦理相關事務的單位或者個人；利用職權或者影響力影響交易的單位或者個人。這就意味著向“交易相對方”給予好處的行為，無論給予的好處以何種形式例如折扣、返利、促銷、贊助、贈品等和金額大小，根據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原則上都不落入商業賄賂的范圍。
其次，與刑法不同，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對象并不區分公共或私營性質。“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關于在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中正確把握政策界限的意見”（2007.05.28）即規定，商業賄賂的主體既包括各類公司、企業及其從業人員，個體工商戶以及其他經營者和社會團體、行業自律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及其從業人員；也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及其工作人員等。
第三，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可能影響交易的第三方作為了商業賄賂的對象，以此將藥品銷售等行業中的代理機構、中介機構也納入了監管范圍。
第四，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擴大了商業賄賂的目的。修訂前的商業賄賂的目的僅限為“銷售或購買商品”，修訂后則變更為“以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以此加強對變相商業賄賂行為的監管和懲處。
第五，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員工商業賄賂行為的認定作了特別規定，經營者對員工的行為擔負了更大的監管職責，同時負有舉證責任。
第六，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將賄賂作為了侵犯商業秘密的一種手段。
第七，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加大了對商業賄賂行為的處罰。嚴重的可以吊銷企業營業執照。
第八，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保留明示入賬的要求，但刪除了帳外暗中給予回扣的規定，弱化了因入賬不當而可能產生的商業賄賂問題。
除此之外，國內地市也在積極建立適應反腐敗和反商業賄賂國際標準及國內狀況的地方標準。以深圳為例，2017年4月，深圳市紀委和深圳市標準技術研究院以國際標準化組織于2016年出臺的ISO-37001《反賄賂管理體系標準》為基礎，建立了國內首個反賄賂領域地方標準。標準發布后，還在政府部門、企業、協會等各類組織中遴選了一批試點單位。目前有萬科、中興、中集集團等60多家企業。先行先試、探索經驗，并將逐步在全市范圍內推廣應用，積極轉化為國家標準。
·雖然國際和國內在反腐敗、反商業賄賂領域的力度正在加大、要求更加嚴格，但企業的應對尚未跟上。
一方面，國際反腐敗、反商業賄賂是一個較新的領域，企業的行為準則和規范并不清晰，部分企業尚未意識到反腐敗、反商業賄賂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對于已經意識到反腐敗、反商業賄賂重要性的企業，在如何識別、評估、管理該領域的風險又無章可循。并且大部分企業缺少反腐敗、反商業賄賂領域的資源支持，資金和人力投入不夠，在法律培訓、數據分析、技術支持上較難獲得有效指導，企業因此面臨的合規風險與過去相比，大大增加。
如何建立有效且合理的反腐敗、反賄賂機制，是一個對企業管理者而言不得不面臨的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