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走出去，如何切實選擇合適的投資模式？

根據傳統理論上的分類，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主要包括兩大類：

影響企業進入市場的因素是多元的，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剖析會得到不同角度的結論。企業首先需要對自身情況和東道國的情況足夠了解，才能全面、立體地評估合適的投資模式。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五步定位法）

具體分析:

企業類型，資源獲取型或研發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較多采取新建方式；而擴大出口型企業則更多采取并購的模式。此外，生產率高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選擇并購模式的概率越大。

企業投資產業，對于新興優勢產業，以跨國并購為主，吸收先進技術、補充人力資源，拓展新興市場；而對于傳統優勢及富余產能產業，以新建投資為主，貼近原材料，就地開發轉化。

企業優勢特點，具有技術優勢的企業可能會優先選擇新建投資的方式；沒有技術優勢但具備一定資本實力的企業可能會更加傾向于采取并購模式，通過跨國并購獲得新技術。當企業的競爭力在產業鏈中不具備明顯優勢時，可通過與競爭力強的優勢企業進行合作或并購提高自身的產業競爭力，爭取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提高自身的地位，從而獲取更多的利益。[2]此外，歷史悠久的企業，可能更傾向于采用獨資的方式進入市場，因為這種企業經驗豐富、資金充裕，對于風險有一定的抵御性。[3]

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在很大程度上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采用何種進入方式起著決定作用，任何一個國家的高利潤行業、敏感行業以及壟斷性行業等，國家都會嚴格規定外資在非控股合資允許的范圍的內經營，以保護本國的產業。

總而言之，規模大、生產率高、資本實力強、已具備一定東道國投資經驗的企業多選擇跨國并購的模式，以獲得對海外市場的控制權；而規模較小、具備技術優勢，研發投入多的企業往往為了規避專利泄露選擇新建投資的模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海外投資的企業可出于彌補資源、節約勞動力成本、輸出產能、拓展市場、提升研發實力等多種目標，選擇不同的投資模式。

“一帶一路”倡議覆蓋范圍廣，涉及國家和地區多，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文化習俗等差異很大，我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時，必須充分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借鑒和吸取國內外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和教訓，衡量自身的產品是否符合東道國的發展狀況，是否迎合東道國的市場需求。

從東道國所屬區域來看，我國企業對中亞、南亞、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以采取新建投資的方式，投資重點可以考慮拓寬海外銷售渠道，在對其基礎設施投資的基礎上，逐步化解我國的過剩產能；對于韓國、德國、比利時、法國等發達國家可以采取跨國并購的方式，重點放在新產品的研發與創新，以及先進技術的獲取與利用上，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實現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于轉型經濟體，也可以新建投資為主，并對少數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進行并購。[4]

從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營商環境水平來看，東道國的營商環境一直是企業對外投資模式選擇的重要因素?！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覆蓋了9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整體GDP總量占世界的 1/3，而人口總量占世界的60%以上，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強，但是經濟增速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發展具有活力。同時，該地區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對資源消耗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綜合來看，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差異較大，多數南亞、東南亞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初期，而中東歐、西亞、中東的大部分國家則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對于一些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現存的企業管理體系也比較完善，面對這樣的情況，企業傾向于采用并購的方式，原因在于可以很好的融入到東道國，很快的參與當地的經濟競爭中；反之，而對于市場潛力大、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和地區則應選擇新建投資的方式。[5]

從東道國的文化因素來看，文化因素會對企業的投資范圍、投資規模和投資模式選擇產生影響。通常情況下，文化相似性可以促進企業對外投資，而較大的文化差異則可能阻礙企業順利進入某個新市場，限制了企業擴大投資的范圍。相關學者通過實證方法得出，對于大型投資而言，存在文化上的非制度差異往往會擴大企業的投資規模，使得企業傾向于采用全資股權結構和并購建立模式。這是因為，即使當東道國與母國的法律政策制度具有較高相似度的情況下，東道國的社會文化仍可能深藏著對跨國公司的抗拒心理，因此企業為避免東道國合作方在文化上難以規避的分歧，會傾向于選擇更大投入量的進入方式，以強化企業自身的母國文化屬性。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差異并非能夠在短時間內通過修改硬性制度來消除，出于追求更多話語權和打造企業整體文化的考慮，企業采用全資股權結構的概率更高；而為規避因文化差異可能引致的經營風險，在面臨巨大的文化差異時，企業則一般更傾向于選擇跨國并購的投資模式。[6]

探索創新型的投資方式

企業可以積極探索BOT（建設-經營-轉讓）、BT（建設-移交）、TOT（轉讓-經營-轉讓）、PPP（公私合營）、F+EPC（融資+工程總承包）等投資、融資、建設、運營相結合模式，推動從規劃設計、投資、建設管理到運營的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承包模式，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

當然，企業應當在對東道國法規政策充分了解的情況下探索創新投資模式。比如，由于泰國、東帝汶、阿富汗、馬爾代夫、黎巴嫩等一些國家尚未出臺BOT或PPP領域的立法，中國企業應做好風險評估；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雖然支持BOT/PPP，但未有成功先例，中國企業應積極協調好各方關系，做好培育市場的準備。又如哈薩克斯坦不允許社會公共基礎設施采取政府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建設；文萊政府公共服務不收取費用，不具備 BOT方式的市場基礎，那么這類國家不適合采取新型對外工程承包模式，傳統 EPC總工程承包模式更加適合。

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采取“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化經營”的模式在沿線國家建立境外經貿合作區。當前，中國企業已在俄羅斯、格魯吉亞、白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建立了經貿合作區，積累了運營經驗。其他沿線國家普遍歡迎經貿合作區的合作模式，并愿意提供區域優惠政策，境外經貿合作區有望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合作的重要載體。

著眼于此，“走出去”企業可以考慮以合資合作方式，整合中國企業及東道國企業雙方資源，共同建設、運營經貿合作區。針對性建立開發區、工業園區、物流園區、自由貿易區、自由港、工業新城、技術示范區、科技園等不同類型經貿合作區。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成功進入一個市場離不開事先對潛在風險的有效識別和管控，平衡利益和成本是企業在作出投資決策之前的必要步驟。在對外投資決策前，企業應對東道國的法律環境和投資對象（如有）的資產經營、產業運營、法律資質、經營范圍等具體情況進行全面且細致的調查。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實現這樣的前期調查：

法律和市場的盡職調查一直都是律師事務所和咨詢公司的專業服務產品。目前，我國已成立“一帶一路”跨境律師人才庫，與印度、老撾、蒙古、波蘭、泰國等國家律師協會簽署法律服務合作備忘錄，共納入143家中外律師事務所，205名中外律師。企業可通過公開渠道獲取這些律師及其所在律所的聯系方式，尋求專業服務幫助了解東道國的市場和法律，以便更好地選擇投資模式和合作對象。

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企業獲取東道國法律和市場相關的數據資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引入互聯網理念，推動搭建各類交換共享服務平臺，推動實現信息共享、互利共贏。比如與其他資源豐富的國家共建資源治理平臺，推進高新技術礦產的勘查、開發、生產、貿易、投資等相關信息和數據的收集、交換與共享，在確保全球資源供應的同時，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比如建立海關數據交換與服務共享平臺，支撐海關間協同、共享、綜合的業務應用，加強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海關合作，促進貿易便利、提升貿易效率、保障貿易安全。企業應當密切關注這方面的便利措施，充分利用已搭建的交流共享平臺，獲取所需數據信息。

除此之外，中國駐某一沿線國家的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官網往往提供該國的經貿新聞、國家概況、政策法規和投資信息等具有參考價值的數據。同時，東道國為吸引外資，也有建立專門的網站為外商提供該國的投資指南如：新加坡的Contact Singapore、波蘭的Invest in Poland、俄羅斯的Invest in Russia。

[1] 李新：《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障礙與對策研究》，吉林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2] 方慧，趙勝立：《跨國并購還是綠地投資？——對“一帶一路”國家OFDI模式的考察》，載《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

[3] 周茂，陸毅，陳麗麗：《企業生產率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選擇》，載《管理世界》（月刊）2015年第11期。

[4] 方慧，趙勝立：《跨國并購還是綠地投資？——對“一帶一路”國家OFDI模式的考察》，載《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

[5] 方慧，趙勝立：《跨國并購還是綠地投資？——對“一帶一路”國家OFDI模式的考察》，載《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