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實踐與國際合作理論創新的思考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客觀上，中國獲得了更多實施自己理念、戰略和政策的條件和空間;主觀上，中國更加自信，積極將自己的理念融入外交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更加積極主動，不斷提出自己的理念、主張和方案。在實踐中，中國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抓手?！耙粠б宦贰背h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的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發展，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國已同137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199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產出了一大批務實合作成果?！耙粠б宦贰背h的實質是國際合作，也正在促進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六年多的實踐不僅體現了“一帶一路”倡議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同時也顯示出其特有的合作方式、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徑，為國際合作理論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思路。

近年來，世界面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戰，國際合作不斷受挫。實際上，全球化最重要的一點是促進全球商品、信息和資本的流動。但是，當前全球化產生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它刺激了資本的集中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在這個過程中，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平等參與，利益也不能平等分享，導致國家內部和不同國家之間的分裂，在國家內部產生了邊緣化群體，在國際層面產生了邊緣化國家。這也是當前一些發達國家質疑全球化以及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國家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和群體被邊緣化的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和群體達不到參與合作的門檻，無法參與到國際合作中來。從傳統西方國際理論關于國際合作的解釋亦能體現出這一點?，F有國際關系理論視域下的合作多是遵循強制度下的同質性合作，強調參與合作各方必須達到同樣的標準，遵循同樣的制度，合作各方都一概而論，否則就參與不到合作之中。例如，歐洲一體化也是從合作開始，如果把歐盟作為一種合作機制來看，各國若想要加入，必須要達到歐盟設立的入盟標準。歐盟在制定成員標準時，就已經制定了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標準，加入之后，各國也必須遵守同樣的規則和制度。歐盟合作機制屬于典型的強制度同質性合作。東南亞合作機制在達成共識方面與歐盟模式不同，但主要是制定合作規則的過程不同。在制定規則過程中，東盟各國多采用協商方式，不斷溝通，充分照顧各方舒適度，取最大公約數，最后達成共識。但是，一旦共識達成，規則確立，各國也是必須嚴格遵守，從本質上看也屬于同質性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突破了以上合作模式。如果把“一帶一路”實踐與歐盟、東盟等合作方式進行對比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合作模式并不是同質性合作，而是一種平等開放性合作，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是“一帶一路”強調開放、包容合作。中國文化總是強調事物的關聯性和包容性，強調和而不同，把差異視為一種自然狀態。不同的事物同樣可以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即使事物相互對立或沖突，它們仍然是相互依存，可以相互轉化。如果以這樣一種思維來審視全球化，過去之所以產生很多問題，原因之一是它主要是以西方思想和觀念為主導，全球貿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也導致了西方思想的全球化，其直接結果是西方價值觀和標準的強制傳播，產生了排他性秩序甚至是文明的沖突。在這方面，“一帶一路”的實施有所不同。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關于參與國的表述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15年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下文簡稱《愿景與行動》)，規劃了五條主要路線，但六年多的合作實踐顯示“一帶一路”并不局限于僵化的路線和固定的參與國家?！耙粠б宦贰睂嶋H是一種平等、開放的合作網絡。雖然人們在談及“一帶一路”時首先會想到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但它早已經超越了亞洲和歐洲，延伸至非洲和拉丁美洲。習近平主席2017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時表示，中國也歡迎美國參與“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也就是說，“一帶一路”倡議對所有的國家開放，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可以加入。即使對那些開放程度不高、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耙粠б宦贰钡拈_放性為有意愿加入的國家提供了新的合作平臺。正如奧尼爾(JimO’Neil)等人所言，“一帶一路”作為一個合作機制和平臺，主要是為了促進區域和區域間的國際合作，使各國共同發展，起到了合作網絡和組織概念的作用。與同質化合作相比，“一帶一路”強調先參與，建立一種合作語言，之后逐漸完善制度，進行實質性合作。除了對不同的參與者開放之外，“一帶一路”的內容同樣是開放的，不僅包括陸地、海洋的互聯互通，還有“數字絲綢之路”和“冰上絲綢之路”。在合作過程中，盡管都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但并不受制于一個固定標準或是僵化的規則，各方合作并不是同質的，而是呈現多樣性和靈活性特點，合作模式可能不同，合作內容也可能不同，合作路徑也會存在差異。根據克里·布朗(Kerry Brown)的觀察，“一帶一路”項目的運作方式沒有固定的模式,具有充分的靈活性。與所有行為體都必須遵守相同規則的強制度主義不同，在普遍共識下，“一帶一路”的實施、合作方式和合作領域由合作雙方具體商定，是一個參與國通過協商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僅是一種促進合作的強有力制度，也是一種設計靈活的制度。各國的合作可以在進程中不斷靈活調整，避免了強制度主義約束合作的僵化性。有時，合作剛開始是虛的、意向性的，逐漸向實轉化。合作方式也可以靈活多樣，多元多維，可以是雙方合作，也可以是三方合作，甚至做到一個國家一個政策，充分考慮當地條件、意愿和能力。

二是“一帶一路”強調平等合作，盡管各國需求不同，但都可以平等參與，無論是大國、小國，富國、窮國。這一點也受中國文化傳統和外交實踐、經歷的影響。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主席就強調大國小國應該平等相待。周恩來總理在談到外交方針和任務時也強調堅持愛國主義，反對世界主義，強調中國的國際主義就是反對大國剝削小國，要各國都獨立平等。平等互利也成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國力大幅增強，成為有影響的世界大國，但是中國一直強調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強調世界各國有大小強弱之分，無高低貴賤之別，在國格上一律平等。但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研究合作時重心是在大國和強國上，而小國完全處于被動。例如，當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認為強國因為有機會改變國際制度的具體內容，更能促進多邊制度合作模式的發展，而小國只是被動服從于霸權國的壓力?！耙粠б宦贰焙献髋c此不同，在實踐中有助于彌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差距，把它們視為平等的參與者。2018年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不僅有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公司參展，也有欠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公司參展，對于欠發達國家，中方還免收了相關費用，目的就是讓所有國家都能從巨大的中國市場中獲益?！耙粠б宦贰背h更多是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和平臺，各國可以在此框架下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進行多樣性合作，各參與國可以結合自身優勢，挖掘合作潛力，從區域層面看，此類合作可以縮小各國發展差距，實現共同發展。

現有的國際合作除了建構主義理論外，大多以結果為導向，基本忽視過程，在涉及合作時主要從理性主義出發，關注核算收益和成本。新現實主義在利益方面強調相對收益，而新自由主義強調絕對收益。同時，新自由主義在強調絕對收益的同時，更強調制度在促成國際合作中的作用，即制度可以增加透明度，減少互動過程中的欺騙，使合作結果更可預測，實際上是結果預設好的合作。

亞瑟·斯坦(Arthur A. Stein)從理性選擇的視角分析了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合作理論，認為兩者的共同點在于認為合作是目標導向的國家互動，并基于博弈論提出了國家合作的協作型戰略互動模型。布魯斯·布恩諾·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認為，國家在互動前會先規劃出合作邏輯的樹狀圖，通過分析合作方的具體行為和信息，產生不同的合作路徑選擇方案，再對不同路徑下的成本收益進行排序，選擇最佳的合作行為?！耙粠б宦贰睂嵺`顯示，其合作結果并不是事先完全預設好，而是先設立一個大的合作框架，提出一種合作理念，建立一種合作氛圍，具體合作可在大的合作框架下不斷調整、完善，甚至創新。實際上合作過程起了重要作用，它不僅維持了合作的繼續，同時也逐漸塑造相互認知和共同利益，甚至改變偏好。這種方式也是基于中國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事物的變通性和靈活性，強調事物發展的變、易、通，即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會變，不同事物之間相互轉化，這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西方也有學者關注到合作過程的重要性。例如，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A. Caporaso)認為合作問題不能被描繪成戰略互動的博弈，盡管該維度的國家間行為確實存在。合作模式的研究應該從效用給定的戰略互動轉移到辯論、交往、勸說、倫理上。國際合作的開展如同對弈，國家在其中爭論、會商、辯護，同時傳遞信號。安德魯·基德(Andrew H. Kydd)將國家間對話作為形成合作關系的第一步，指出信任來源于溝通，溝通和理解強化了伙伴關系，使囚徒困境博弈轉化為保證性博弈。充分的溝通提高了合作信息的真實性和合作收益分配的正當性。

“一帶一路”實踐顯示其實質是一種典型的漸進性合作?！耙粠б宦贰背h自提出以來，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漸進完善過程，從理念轉變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到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推動高質量共建。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合作實踐也是一個學習過程，一個參與國之間建立共識的過程。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一帶一路”合作實踐充分展示合作多元性、松散性和靈活性的特點，為深化合作理論研究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間。

涉及到合作具體領域問題，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要從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角度來解釋國際合作，合作從具體領域開始，之后逐漸外溢到其他領域。托馬斯·迪茲(Thomas Diez)主編的《歐洲一體化理論》一書對歐盟內部合作做了大量研究，認為共同體合作起初是為了完成具體功能性任務，最初的合作實現了特定的經貿發展的功能性職能，強化了共同利益的認知，建構了相互信任，因而產生了外溢結果。合作從某一特定領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其他議題，增加了國家間的政治互信，也加強了共同體內部的相互依賴程度。正如人們所熟悉的，歐洲區域內合作首先從煤鋼領域開始，直至統一貨幣、共同市場，甚至共同安全。而“一帶一路”合作實踐并不是遵循這樣一種合作路徑。

“一帶一路”合作體現了很多中國理念和中國經驗，首先強調的是互聯互通。中國文化強調“通”，如中醫所認為的，“通”是健康的基礎。中國的發展也是強調從“通”開始，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強調的“要想富，先修路”。時至今日，中國已經由密集的公路、鐵路網聯通起來，僅高鐵里程就占了全球的1/3，互聯互通對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從國際范圍來看，很多國家和地區落后的基礎設施經常阻礙發展。非洲內部的互聯互通非常薄弱，從非洲的東南部到西南部，經常需要飛到北部轉機。非洲也沒有貫通北部和南部、東部到西部的連通線。東南亞、拉美也同樣如此?！耙粠б宦贰睂嶋H是以互聯互通來帶動各領域的合作，通過互聯互通來挖掘各方合作潛力，通過互聯互通來產生新的合作動力，激發新的合作領域，催生新的合作規范?！耙粠б宦贰钡谝徊揭彩亲罨A的一環是加強“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五通”之中，第一個重點是建立共享交通線路，以此加強互聯互通，部分解決碎片化問題，以更好地促進商品流通，更好地連接市場。實際上，在政策、基礎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五大領域的聯通可以把當今世界更好地聯系起來。通過互聯互通促進發展與合作也是汲取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ヂ摶ネú粌H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國內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時空觀念。同樣，“一帶一路”框架內的互聯互通也將在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耙粠б宦贰绷甑膶嵺`也引起了學界對“互聯互通”的重視，開始研究不同地區不同版本的互聯互通，如歐洲的互聯互通、非洲的互聯互通、海上連通、冰上連通、網上連通等。很顯然，“互聯互通合作”可以作為研究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核心概念繼續深入。

涉及到合作利益，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在衡量合作利益時，討論最多的是絕對收益和相對利益。新現實主義主要強調相對收益，如果相對收益小，即使收益很大行為體也拒絕合作;新自由主義則更看重絕對收益，只要合作可以給自己帶來收益，從理性主義角度出發，行為體仍會選擇合作。實際上，在這些理論視域下，利益是固定和事先預設好的。但是，“一帶一路”合作實踐顯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在合作過程中塑造共同利益。例如，參與各國通過共同促進發展來塑造共同利益，以此帶動多領域的發展合作。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在發展領域是世界上最成功和最有經驗的國家。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使8.3億人成功脫貧，對世界減貧問題做出了高達70%的貢獻?！耙粠б宦贰钡暮献髦攸c就是圍繞發展促進合作。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演講中所強調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币虼?，發展是“一帶一路”的核心。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與各國分享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中國對全球包容性發展的貢獻不僅體現在自身的發展成就，更重要的是展現了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在推動全球發展議程和全球發展合作中的大國責任。中國所持的平等、包容、開放和共贏的合作理念，在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平臺推動全球包容性發展。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期間，發展首次被提上全球治理議程，這是中國改善全球治理的獨特途徑?！耙粠б宦贰睂嶋H是參與國從中國發展成果中受益的機制，各參與國可以根據自身發展需求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接。

據世界銀行統計，“一帶一路”沿線處于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共有19個，總人口24億，占全球該發展水平總人口82%，其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達到14.8%。如果“一帶一路”能夠促進這些國家的發展，使它們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世界的總體發展圖景將發生變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一帶一路”也將會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做出巨大貢獻，這是過去的全球化和各類合作機制所無法取得的成就。

中國文化一直強調整體思維和長遠思維，是一種重視集體主義的文化，往往強調從整體的角度和趨勢看待事物，而不是從個人角度。這些也體現在中國的政策中。例如，中國政府經常制定長期目標或計劃，如五年計劃、三步走戰略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目標確定后，國家將制定相關政策并采取相關措施加以實現。同樣，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往往強調順勢而為和長期系統性思考。在實踐中，在做具體事情之前，總是先分析全局，比如世界或國家的整體狀況。例如，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新判斷，并及時調整外交政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此外，中國也比較善于整合各種力量，使其形成一種整體性概念，在整體框架下推進各種關系的發展。例如，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創設“16+1”機制，與非洲開啟“中非合作論壇”，與一些東南亞國家建立“瀾湄合作機制”。在這些整體性和長遠性思維的影響下，“一帶一路”合作也是突出長期性和整體性，有時甚至可以忽略或犧牲一些短期收益。例如，有些項目從短期看可能收益不是很大，但是合作仍在持續?！耙粠б宦贰敝攸c是通過這一平臺建立一種宏觀的合作語言，進而在這個框架下進行具體的多樣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