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院長、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主席、深圳市藍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調解中心調解專家羅偉雄博士
羅偉雄博士生活忙碌，身兼數職，既要保持在不斷變化的行業前端，又要安排繁忙的外地公干行程。作為國際爭議解決及專業談判研究院院長、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主席和香港和解中心會長，他習慣以各方均感滿意的方法克服各種挑戰。這位爭議解決專家最近與大家分享他的動力來源、調解的好處、指出亞洲國家需要有發言權的原因，以及《新加坡調解公約》能支持全球經濟發展和強化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的角色。
羅博士第一次接觸調解時，覺得這是一個神奇的概念。調解的程序和技巧都讓他感到“驚訝”——原本陷入糾紛的當事人，在樂觀和滿意的心理狀態下解決問題。而且調解的起源更令他印象深刻。羅博士說：“調解實際上源于約二千多年前的中國?！贝撕?，雖然調解的發展和工作方式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但調解的根源來自中國這一事實，依舊引起了他對這一專業的興趣。
羅博士曾先后就讀于香港理工大學、英國萊斯特大學、諾丁漢特倫特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他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或許就是他如此熱衷于讓公眾了解更多爭議解決程序的益處和向更多學生和聽眾分享自己的理解的原因。
現時，他仍然享受參與調解服務。偶然回顧他最早期的點滴經歷。他說：“我第一次接手的調解個案，涉及一段破壞了很久的關系。所以當我在兩周內解決爭議時，我感到自己真的已經幫助了他們，這種滿足感是調解工作的其中一種額外收獲?！?/span>
在訴訟中，律師們設定對方為敵人，挑剔錯處和弱點。但在調解過程中，我們的目標是協助大家以合作的方式，找到一種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令雙方的利益最大化。
在這種思維模式的推動下，調解的結果無疑會令所有相關人士都能成為嬴家。他說：“一旦他們達成和解，當事人都會對調解員說：‘謝謝’，因為他們真的如釋重負，而這是最觸動我的。這種感覺就像是對你努力的一種獎勵，這是一種非金錢能給予的回報，但這種感覺卻最能引起了我們的共鳴?！?/span>
調解的迷人之處還在于能妥善解決棘手的人事關系，特別是商事或家庭糾紛個案。羅博士在這一領域也有體驗，他指出，訴訟機制通過較對抗性的手法處理個案，往往會加深雙方以至對整個家庭的傷害。他回憶起某一個案例，有一家人因財務問題爭吵了二十多年，在調解會議之前，彼此間都不能忍受共處一室。當整個調解過程結束后，他們找到了解決辦法，終于達成了和解，他們對此感到很高興，他們最終找回以前和睦的家庭關系。在那個時候，他們不是在談論金錢，而是談論親情和重修家庭關系。對于羅博士個人而言，他認為這是其中一件值得深刻記憶的案例。
羅博士說，除了處理這些感性的個案外，將調解作為一種有效途徑，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公益服務和為慈善組織開展排解糾紛工作，也是積極的改變世界的好方法。
香港的角色
香港的調解制度在國際享負盛名。羅博士說，香港同時存在不同類型的調解方式。他指出，“香港倡議促進性調解方式，這種方式有其優點和缺點。但這并不是香港地區唯一使用的方式?！?/span>
評估式調解為當事人或參與各方提供意見；即使最終決定是由參與各方決定，但調解員會建議更優選項。在這一過程中，評估模式的調解員會提供專業意見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因為獲得了專家提供的意見，當事人可以較快速地決定解決方案。羅博士舉例，”我有一個涉及建筑項目的調解案件，我找到一個有建筑業背景的調解員，調解員不僅可以提供法律上的意見，還以建筑界專業人員的立場就專業細節提供行業建議，快速解決爭議?！?/span>
盡管這是一個較快的程序，但其中也存在一定風險。他補充：“在另一方面，這方式受到了極大的批評。首先，當事人可能受到調解員一定程度上的影響。調解員不能避免在自身專業知識上的偏見，甚至是有意無意間設定了錯與對?！?/span>
這種方式最關鍵的弊端，則是可能出現影響當事人作出自由決定，以至最終調解結果并非完全按照當事人意愿進行的選擇危機。羅博士說，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雙方對調解結果進行反思，而不是在爭論最熱烈的時候。
羅博士說：“當當事人回想起整個過程時，他們會開始懷疑所作的承諾，并由此引發不滿情緒?！彼忉屨f：“這種調解模式有局限性，因為不僅要依賴調解員的專業操守，還要摒棄調解員的固有立場。這種模式迅速有效，但并不安全?！?/span>
鑒于這些風險，香港主要推行促進式的調解模式，使“調解員成為調解專家，精通各種技巧、調解原理，同時具備較高的理解力?！贝送?，羅博士指出一個重要的原因：“促進式的調解員根本不會提出建議，所以不會有偏頗的影響?！?/span>
變革進行中
當下，對于亞洲的調解發展而言，正在逐漸發生變革。許多人預料，《新加坡調解公約》將會是國際對《紐約公約》補足和優化的最佳回應。
羅博士說，過去和解協議因無法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執行而受到限制，但《新加坡調解公約》將改變這情況。他解釋：“有了這份公約，就像仲裁裁決一樣，來自一個地方簽訂的和解協議將可在其他‘簽約地’執行?！彼a充：“正因為如此，在國際會有更多的糾紛雙方考慮使用調解?！?/span>
他說：“仲裁制度在過去六十一年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運作，但仍存有不少對仲裁裁決的批評。調解是一種非對抗性的方法；人們不是在相互爭斗，而是在尋求合作，因此，相對比，人們將更傾向使用調解?！绷_博士認為，這種方式和新的公約將更能配合亞洲國家的貿易發展和需要。
他解釋說：“亞洲的調解文化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而在西方，他們采納了調解的理論或概念，并在美國、英國、歐洲或澳大利亞以系統性的形式，建立起現代調解制度的基礎?！?/span>
羅博士說，亞洲的傳統文化阻礙了亞洲經濟和公平貿易的發展。他說：“亞洲和中國都有悠久的調解經驗，但過去亞洲并沒有真正參與國際性協約的制定工作。過去美國和英國制定一系列國際協約或公約時，中國、泰國、菲律賓等東方國家的參與度非常有限，基本上等同于沒有參與。"
因此，過去六十一年間，亞洲國家一直無法有效參與各種公約的決策。羅博士補充，草擬《新加坡調解公約》的過程中，有很多亞洲國家參與其中，將中國和亞洲聲音也帶入討論過程，確保公約的調解方法和調解模式考慮中國和亞洲的文化和需要。
他說：“過去，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其他公約的草擬過程中沒有任何代表發表意見。由于你不在那里，你的聲音沒有被聽到，你的聲音也沒有出現在會議中。所以你的需求和利益不被了解?！彼a充說，這并不是“特別的偏見，他們只是不考慮你的需求?！?/span>
“所以新《新加坡調解公約》的成立很重要，因為這一次我們把亞洲人的聲音、文化和需求納入了這份公約中，對亞洲人和中國人更顯公平?！?/span>
日益受歡迎
香港是全球領先的調解中心，特別是在亞洲地區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隨著國際對專業調解的接受度和需求提高，香港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羅博士說：“調解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人倡議使用調解。香港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調解樞紐。因此，政府已將香港定位為主要的國際爭議解決中心。雖然，很多香港人并未察覺，但事實上香港在提供專業調解服務方面在世界上居于主導地位?！?/span>
既然香港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羅博士的工作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推動普及教育，提高人們對調解的認知及讓更多人了解香港在調解上的卓越地位。這些也是他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
他說：“因為我們的想法是嶄新、有創意的。這些專業服務的發展都不容易為一般市民所理解，甚或至有專業人士仍然不明白這一點。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花大量時間來安排講座、培訓，讓他們知道如何參與調解工作?！?/span>
挑戰，依然存在。在過去，調解并不被視為一種專業服務。盡管調解員經過不斷的培訓、考核，且當中大多數調解員都是由羅博士培訓的。
他說：“每年我的時間都是這樣度過的，三分之一時間在香港，超過四成時間在中國大陸，其余的時間都在世界各地公干。正因為如此，時間對我來說是最大的限制?！?/span>
他解釋說：“平均而言，我每年會參與超過五十五場講座，而我亦是教授、評審及培訓師?！痹谡麄€工作過程中，他亦會參與亞洲其他地區的機構及政府機構間合作項目。在如此繁忙的日程外，羅博士亦花費不少時間進行調解推廣和宣傳香港在調解領域的主導優勢等一系列工作。
保持關系
雖然調解逐漸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但將調解用作一種工具進行使用時，還需考慮許多因素。
當談到調解的“該做、不該做”事情上，羅博士給予大家坦率的忠告。他說，對于參與調解的各方來說，重要的是有策略地考慮一些問題，“要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和風險，及了解自身的優勢和弱勢，在調解過程中，確保獲取充分的信息和掌握真實的情況才作出決定?！?/span>
他補充說：“最重要的是不要只從輸贏的角度來作考慮， 因為這種心態只會導致大家成為輸家。在進入談判階段時，只從單方面思考是不會達成和解的。只有了解對方的利益，你才能引導他們，或鼓勵他們接受你的方案?！?/span>
他解釋說：“實際上，我們會建議當事人在調解過程中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而且還要考慮風險，然后再考慮對方的利益、需要及風險。因為在調解談判過程中，你必須說服對方接受你的提議?！?/span>
他補充說：“如果你只關注自己的利益，那么調解工作必然不能成功完成，因為任何成功的談判都不會只滿足其中一方的利益。因此，你必須保持開放的思想，考慮使用調解方法的優點和處理風格，還必須考慮涉及的風險?！?/span>
正是這種思維方式，使調解成為解決商業爭議和家庭糾紛的寶貴工具。關鍵是調解有能力維持關系，積極地建立成果，并在爭議得到解決后繼續合作。
羅博士說：“你可以在調解中保持良好關系，而大多數情況下雙方都很在意這點。在調解的過程中，你可以自由選擇所有的事情，所以不要有贏得所有事情的心態。找一位懂調解的律師，因為訴訟律師和懂得調解的律師兩類群體間存在很大區別。訴訟是與對方爭論，而非建立一種關系。如果你放棄贏的心態，才可以真正思考如何實現最佳利益”。
來源：《香港律師》2019年6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