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釋的出臺就意味著司法干預。問題也隨之而來，司法干預會不會捆住公司自治的手腳？如何平衡保護股東權利與促進公司發展的關系？本文以訪談形式，帶你了解新公司法解釋出臺的背后故事，以加強對新公司法的理解。
鄧峰：藍海法律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理解與適用執筆人之一。
Q：公司法第四部司法解釋的出臺，有什么樣的宏觀政策背景？在新形勢下，司法解釋的施行有什么樣的意義？
鄧峰：據我所知，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釋時，會進行大量調研、訪談，摸清情況：哪些問題發生頻率高、實踐中存在困惑？哪些是社會現實中比較重要的？然后會依據相應的法律原理來制定規則。《公司法司法解釋（四）》包括五個部分，但遵循一條主線——股東的集體性權利。比如，決議、分配和派生訴訟是典型的集體性權利，而知情權和優先購買權也和集體權利關系緊密。很顯然，司法解釋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就是公司的集體性決策，以及內部的權利行使。
應該看到，社會生活中的糾紛類型，會隨著財產形態、社會觀念和人們的合作方式不斷擴充發展。放在十年前，經濟糾紛更多是以房產、合同等為主，當時，人們的財產更多表現為不動產和銀行存款，分別對應著物權和債權。
但是，隨著國企公司制改革、公司注冊不斷放松，再加上雙創、鼓勵小微企業發展等經濟政策推動，公司數量以每年百萬計增加，股權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財產的一種重要形態。舉例來說，現在的合作、轉讓等市場交易，人們都習慣采用股權聯合、交易等方式來完成，這就導致了相關糾紛越來越多。這是社會財產形態變化帶來的客觀現象。不僅如此，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和公司運作的規范，股東之間的糾紛不僅局限于轉讓、出資等領域，也越來越多地產生了公司控制權如何取得、行使、轉讓等新型糾紛，包括公司控制權的行使、決策程序、步驟、依據、效力等方面。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釋就是應社會需求變化而出臺的。
公司運作是一種集體活動，沒有規則就無法完成，因為你不知道采用何種方式來完成合作。合作各方的權利明確了，資本市場、社會合作、經濟發展才能更有效率。著名的法律與發展學派經過驗證提出，越是富國，中間層組織——主體就是公司，就發展越充分，反之亦然。中國現在的經濟轉軌，對生產、流通的組織、協作方式都提出相應要求，對公司法規則的需求就應運而生，新司法解釋的出臺和這一趨勢是一致的。
如我前面提到的，新司法解釋主線是股東的集體性權利，這一權利除了涉及到公司和各方利益之外，最直接的應用和控制權有關系。未來沒有控制權的股東想獲得這種權利，比如想要查賬獲得信息，想要對公司利潤分配政策提出異議，想要對公司決議提出質疑，甚至還想要追究管理者過失，這些都和新的司法解釋有關。對近年不斷涌現的公司控制權之爭，我想很多人都有深刻感受，新司法解釋面對的正是這些焦點問題。
Q：去年底就“原則通過”了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釋草案，為什么這么久才正式頒布？
鄧峰：好的規則，關鍵是要凝聚最大多數的共識。這次的司法解釋廣泛征求了各方意見。同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也需要履行公開程序，體現了凝結共識的必要性。除在時間和法理的邏輯順序上需要照顧到上位法，我個人覺得，公司法新司法解釋的出臺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多個層面的爭議。
首先，不要小看這幾個條文，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集體決策進行司法審查提出系統性解釋。關于集體決策，比如股東會、董事會如何開，哪些規則是必要的，哪些應該有彈性，在中國特有的法律文化傳統下，每個人腦子里面的參照系不同，因此爭議也就比較大。
其次，司法解釋通常帶有司法政策趨勢，需要適應當下的經濟形勢。一直以來，企業界對更多界定和保護股權，還是保護公司不受過多干預，哪種更有利于經濟發展，存在著對立的觀點。所以說，新司法解釋能夠以利益平衡的方式出臺，還是很不容易的。
Q：這部司法解釋在起草、征求意見和頒布過程中有哪些公眾較為關注的焦點問題？
鄧峰：作為研究者，我認為新司法解釋有一些突出的亮點：第一，和公司法本身的發展趨勢高度吻合，比如要求公司遵守程序，尊重公司章程的自行安排等；第二，比較法做得比較扎實，除了個別條文基于現實條件有所創新，大部分規定都有明確的比較法參照，比如強制分紅是各國都有的規定和做法；第三，寬松適度?？紤]到中國法學界，包括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的很多問題還需要通過具體案例驗證，在很多問題上允許下級法院進行探索。像集體權利行使、集體決策的作出這些問題，是非常新鮮的知識，司法解釋做到了“抓大放小”。
具體的爭議在大多數條文上都表現得很充分，起草中，公司決議的分類和效力、強制分紅、知情權作為固有權、查閱范圍、侵犯優先購買權的法律效力、雙重派生訴訟等，都曾是爭議的重點。
另外，司法解釋在中國現有的公司治理水平上，還是很有針對性的，比如強制分紅、信息查閱、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規定，而且貫徹了責權利一致原則，不當行使權利、濫用權力或者權利，這些方面都有明確的責任規則，這是非常值得贊許的。
Q：作為最重要的企業組織形式，公司是基本的市場元素，對其進行規制的法律自然也受到重點關注。公司法新司法解釋對公司治理將帶來哪些影響？
鄧峰：公司治理是公司法的核心內容，權力的分配和行使又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F行公司法雖經過2005年大修，基礎還是1993年的版本，具有相當大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也表現在過去被學界批評的“重股權、輕治理”的裁判思維上。公司法的前三個司法解釋，主要側重于股權的財產屬性。而新的司法解釋可以說是一個公司法的升級，將法律中原本賦予股東集體性權利的訴權，變得有據可依。
賀庭長已經說得非常全面了，我再補充一下。新的司法解釋首先是擴展了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途徑，尤其體現在集體決策、董事和高管人員的誠信義務上。股東因為獲得訴訟權利，從而會大幅度提高平等、民主參與公司治理的機會。其次，公司應當注重自己制定規則，不能再忽略法律、章程中相關規則了。新司法解釋釋放出明確信號，要求公司在實際運作中，需要重視程序和形式，以及權力行使和分配方式。再有，不當損害公司利益、集體利益的行為都應當承擔相應責任，比如，雖然股東擁有知情權，但是如果泄露公司秘密，就要被追責。
總之，新司法解釋強調公司自治，允許公司章程對治理規則進行自主安排。我想，這部司法解釋出臺后，一個明確的激勵就是公司會開始認真對待章程了。
Q：新司法解釋都針對哪些具體現實矛盾？
鄧峰：前面說過司法解釋通常是在調研的基礎上，針對現實需要而作出的規定。
大致上，涉及股東權利保護和公司治理的訴訟案件達到公司糾紛案件的60％以上。2014年與公司有關的糾紛案件近1.7萬件，2015年是近1.8萬件，粗略統計，其中涉及到新司法解釋的，大概要占到60％左右。
同時，司法解釋的很多規則，是針對裁判標準不夠統一而作出的。從裁判標準看，如股東知情權糾紛案件的既有判決，有未明確是否可以委托他人查閱的，有明確可以委托律師、會計師查閱，有認為屬于執行事項未予處理的。再如侵犯股東優先購買權的案件，有判無效的，有判撤銷的，有認為不影響合同，有不支持的。新司法解釋有助于明確裁判標準，至少是明確裁判原則。
現行公司法在2005年經過大修，但現實情況已經很大程度上突破了12年前的框架，實踐中大股東獨大、內部人控制等導致的中小股東參與管理權、知情權、利潤分配請求權等得不到有效保護的問題比較突出。雖然上市公司為代表的各類公司治理均日趨規范，水平有所提高，但在非上市公司治理實踐中，漠視公司法規定、架空法律實施，以及名為公司實為合伙、公司章程千篇一律等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公司糾紛案件呈現上升趨勢，而且往往事實難以查明、案件審理難度較大。新司法解釋的出臺，一方面可以有助于這類案件的審理標準或者原則明確化，也可改變長期以來股東訴權只有公司法條文而很難落實的局面。
Q：能不能談一下中國公司法規則的發展趨勢？
鄧峰：公司法從2005年到現在有過一些小的修訂。上市公司有些規則還在不斷完善中，最高法院陸續就公司自行清算、出資和股權等財產糾紛出臺了司法解釋二和司法解釋三，現在針對集體性權利進行規定，可以說進行了系統化的努力。不過還有很多重大的公司法命題需要細化，有些也存在著很大爭議，包括股權轉讓規則、擔保效力、并購重組、刺破公司面紗、員工持股、公司融資、董事和高管人員責任等。也就是說，現有的規則主要還是集中在以股東和股權這個層面，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員這些層面未來還有繼續補充完善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