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高興回到母校，我們直奔主題，我今天講三個層面的問題。
一、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當下公司法的修訂背景
我覺得需要深刻地理解中國公司法整個40年的改革的歷程。
第一個是中國從1979年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開始，不斷創造各類新型的組織。我們整個中國改革就是一個新的突破性不斷涌現的過程。所以我們公司法商事主體的創造，在其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這是我們理解當下公司法的修訂的背景。
第二個是在我們現在特定法律體系之下，現在的法律體系的修改太慢。93年的公司法本來是為了服務于國有企業改革而出臺的，到了05年的時候，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沒有進行特別大的修改，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從05年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15年，和任何一個國家公司法的修訂速度來講都是非常緩慢的。所以我們應當把握機會進行一個比較大的修改。
第三個是當下我們的改革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其中一個方面是我們的國際化不斷突出，應該考慮到在中國的企業既要走出去又能夠讓別人走進來的新的環境走向。
基于這三個大的背景，公司法的修訂任務應該是非常艱巨的。
而我們目前的所有的理論探討準備，包括近幾年我們看到的文章都太瑣碎，太技術化，不足以支撐符合我們改革進程，符合我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以及國際化的道路的規則的供給，這是我要講很很重大的一個問題。我提交給會議的文章，其實是我連續兩年在財經雜志上發表的一個文章，我希望有更多的企業家站出來，而不只是限于法學界的討論。實際上可以看到我們在整個的改革的過程當中，法律的人都是在后面做解釋，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應該有前瞻性和國際性。
二、公司法應該把它放到整個經濟發展，國家發展的大背景之下
公司法不是簡單地保護某一個主體，而首先應當是服務于我們的整個改革的歷程，我們任何體制在改革的歷程當中都可以被變更，都可以被修改，只要能夠滿足我們經濟發展和社會增長以及現代國家治理的需要，所以首先我們應該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以公司制度推動經濟發展作為第一個標準。第二個標準是保護公司作為社會的合作機制，這是它的第二層的價值。在這兩層價值和標準之后，才是具體保護哪一方的主體問題。如果按照LLSV的研究可以看到英美法的公司法，可以在債權人保護上也是最好的，在股東保護上也是最好的，在任何一個價值上都可以實現最好，這些價值之間本身不存在著二選一的沖突問題。覺得二選一或者三選一或者四選一就存在沖突，是因為沒有站在一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公司法的修改。
三、現在的公司法修訂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制度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內外資企業的合并。
表面上看只是一個制度的廢除，但其中所帶來的巨大的轉軌成本，以及這兩類企業，我們借鑒美國法上的說法，在美國公司法理論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叫做member manager corporation，成員管理，實際上是以合同為基礎的，而我們的公司法是manager manager corporation。所以這是兩類完全不同性質的公司，不能說簡單把某個法廢掉然后回到我內資公司就可以解決了的問題。所以對于里面的機制如何確立，至少可以說新的公司法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有一類的公司治理是以溝通為基礎的，有一類的公司治理是以章程為基礎的。
我們面臨到的第二個挑戰就是像華為等中國企業日益出現，中國的企業在不斷地走出去，就存在著一個國際間的沖突問題以及合規的問題。所以不是讓我們考慮如何遷就現實，在現實生活當中為中國的公司治理不完善，為公司的兩權分離不充分，為股東過度控制而辯護。我們應該有一個前瞻性，通過法律的規則去變法，去推動社會的進步。
第三個挑戰就是我認為我們資本市場要有一個重啟，勢必要重新考慮資本工具的充分利用與否。
我覺得這是我們面臨的三個最重大的挑戰，但是我們目前所出現的局面是，當我們日益精細化地解釋規則作業的時候，當我們日益法典化的時候，在法典化的過程當中，比如民法總則當中的法人制度，不過是把我們現在很不完善的公司制度做了一個提煉，又成了我們的上位法，它進一步制約著我們推動改革。
所以我想呼吁，我們應該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在歷史關鍵時刻，甚至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存亡之秋，拿出我們這一代人應有的勇氣和視野，去面臨挑戰。我就講這么多，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