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我國涉外民商事審判實踐中，如何獲取并準確適用外國法是一大疑難問題，這也制約了我國審判效率和審判公信力。由于查明外國法的本身困難，加上法院長期“案滿為患”，法官基于司法系統內部運行機制下的自我保護的特殊國情等原因，我國法院對于外國法查明問題的總體態度是消極且被動的。隨著我國法治強國的推進，外國法查明和適用難的狀況逐步得到改善。法院系統不斷加強外國法查明工作，包括推動建立外國法查明平臺，建設大數據平臺，建立域外法律庫、專家庫和案例庫。最高人民法院依托高等院校和地方法院，成立了4家外國法律查明研究基地，為查明及準確適用外國法提供便捷的渠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僅僅個案中外國法查明難題得到解決，并不能顯著提高我國涉外司法審判效率和公信力。本文認為我國應在最高人民法院統籌下建立外國法查明的案例庫，發布指導性案例，并且法官可以將案例庫中的外國法查明結論作為本案查明外國法的初步結論，這樣能減輕法官適用外國法的壓力，縮短案件審理時間和節約司法資源，從長遠來說解決外國法查明難的問題。
我國如何利用已查明的外國法結論
就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僅僅依賴法院依職權查明和當事人主動協助查明外國法是遠遠不夠的，外國法查明工作顯然還要借助社會多方力量。外國法查明的成本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外國法查明程序自身的成本，其二是司法制度附加的成本；相比于成本，外國法查明在個案中的收益則并不明顯。我們不能控制個案的收益，但可以通過降低外國法查明的成本，提高法院查明外國法的積極性和質量。在這方面，利用已查明的外國法結論是一條很好的出路。從外國法查明的主體來說，可能有當事人、法官、中外法律專家、外國法查明機構等。當事人和中外法律專家只是關心個案中的外國法查明問題，并無提高我國外國法查明整體水平的動力，相比而言，法院和外國法查明機構更希望我國能夠整體性提高外國法查明的質量和效率。
一、最高人民法院
我國沒有判決先例制度，專門在外國法查明領域確立判決先例制度有許多制度障礙和法律障礙。但是，我國的指導案例制度和案例庫的建設，對于如何利用已查明的外國法結論有借鑒意義。
1、指導性案例制度
在現行法框架內建立完善規范的案例指導制度作為制定法的補充，增加其內容的統一性、確定性和安定性，從而保持法律適用的協調性，維護了法律規則在不同法院間、不同審判組織間盡力追求適用結果的一致性，即最好在所有的同類案件中適用標準的法律答案，亦即所謂“唯一正解”。指導性案例制度可以看作對具體案件而作出的“司法解釋”，雖然指導性案例不能被法官直接適用，但可以作為裁判依據的輔助淵源。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核，對于邏輯合理、論證清晰的涉外國法查明案件，將其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可以法院、當事人、律師提供參考，維護法律適用的統一性。
2、建立外國法查明案例庫
在最高法院的統籌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下建立一個外國法查明案件的案例庫。如此一來，經過一定條件審核之后的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結案件中查明的外國法可以逐漸公開，方便檢索和利用。長此以往，可以適度減輕當事人的舉證壓力和法官的訴累。案例庫的指導作用因案而異，而且還要注意錯誤適用外國法的情形，其一是法院錯誤地適用了本國沖突規范，從而適用了本不應適用的外國法，或沒有適用應當適用的外國法；其二是法院對沖突規則所指引的外國準據法進行了錯誤的解釋，扭曲了雙方的權利義務。查明外國法律并不等同于提交證據，不能以證據規則來進行司法審查；況且，當事人或民間專業機構提供的法律能否得到適用，將由法官結合案情及自身的專業知識進行自由裁量。
二、外國法查明機構
外國法查明機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僅為法院和仲裁機構服務，保持機構的獨立性的外國法查明機構，代表性的有華政查明中心；一種是為各種需要域外法律提供外國法查明的機構，代表性的有深圳市藍?，F代法律服務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藍海中心”) 。兩類外國法查明機構都已經向法院提供了外國法查明服務，對于已經查明的外國法結論，外國法查明機構應進行分析總結。
1、建立案例庫，發布合作專報
最高人民法院若要建立全國性的外國法查明案例庫，這將是一個大工程。外國法查明機構可以在現有案例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案例庫，并可以適時向法院提供。對于與法院建立了合作協議的外國法查明機構，應定期發布合作專報，這也是對已查明外國法結論的匯總。
2、總結成功案例
結 語
為了提高外國法查明的效率和準確度，我國法院可以利用已經查明的外國法結論。最高人民法院應適時發布指導案例，并且建立外國法查明案例庫，同時外國法查明機構也應服務現在，立足長遠，對已查明的外國法案例進行分析和總結。在“一帶一路”倡議逐步推進的背景下，高質量的外國法查明工作將有力地提升我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司法審判效率，大大加強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司法公信力。
